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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2019-09-15 阅读:129

周景良(李媛 绘)

周景良先生生于1928年2月19日,早年结业于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在哲学系、物理系学习,后长时刻供职于中科院地质研讨所,曾被遴派留学苏联,是我国以电子衍射技能研讨矿石晶体、地质学之第一人。 2019年9月11日下午五时,周景良先生安定逝世,享年九十二岁。2013年12月29日《东方早报·上海谈论》曾刊发访谈《周景良谈建德周家》,现予重刊,以留念周先生。

安徽建德周家是在我国近代史上留下特别影响的望族。第一代周馥是清末蜚声一时的封疆大吏;第二代中,近代工业、教育前驱与北洋政府财务总长周学熙,允推杰出代表;第三代中,周叔弢为实业家及古籍保藏家,周叔迦为梵学家,周明达为数学家;到了第四代,更出了周一良、周珏良、周艮良、周杲良、周以良、周治良、周景良、周震良、周煦良、周炜良等闻名学者、教授。中科院地质研讨所研讨员周景良是周叔弢的幼子,由他叙述的周家的故事,点点滴滴,都是近代史大江大河卷起的波涛。

1918年周馥全家福

1950年7月28日周叔弢虚岁六十生日在天津桂林路家中合影。后排站立者,自左至右:弢翁长女周珣良、弢翁外甥孙师匡(弢翁五姐第三子)、弢翁长子周一良、弢翁第三子周艮良、弢翁第七子周景良、弢翁堂侄周绍良、弢翁外甥孙师白(弢翁五姐第二子)、弢翁次子周珏良、弢翁第六子周治良。中排自左至右:周一良次子周启博、一良妻邓懿、绍良妻沈又南、孙师匡妻、弢翁夫人左氏、弢翁、珏良妻方缃、艮良妻李如琇、弢翁第三女周耦良、一良长子周启乾、绍良长女周启琇。前排儿童自左至右:一良第三子周启锐、艮良第二子周启万、绍良子周启晋、珏良长女周启柔、珏良次女周启朋、珣良子宁松、艮良长子周启璐、艮良长女周启伦。

咱们知道,周家是安徽建德的名门望族。您的宗族最早能够追溯到什么时分?

周景良:向来有些宗族,略微兴隆一点,修家谱的时分都得拉上几个阔祖先,所以家谱是不完全牢靠的。咱们周家听说是唐朝一个叫周访的从婺源一带迁到了建德,周访曾任荆州刺史、御史中丞。到了第五代出了两位诗人——周繇和周繁,周繇为咸通十三年(872年)进士,“大历十文人”之一,官至检校御史中丞,他的诗被收进了《全唐诗》。宋朝还出过一个什么将军,再往后就没有阔人了。直到周馥,宗族才兴隆起来,能够说是贵了,进入了上层社会。建德县最初叫建德,民国今后,曾改名为秋浦,又改名为至德,后再跟东流兼并,改叫东至。周馥本来连建德县城都没得住,住在城边上,他自己有诗文记载此事。其时为躲避清军和太平军的战事,他伴随爸爸妈妈、祖爸爸妈妈在山上躲避了近九年。最终家里商议与其束手待毙,不如逃出一青年以连续后代,所以周馥逃到安庆。恰逢李鸿章正准备从曾国藩湘军独立出来,就招来了周馥。李对周馥很赏识和信赖。在清朝,一个官员假如丢失了自己的官印,罪名会很大,乃至有或许丢了性命。李鸿章自己每次上前哨交兵,都把大印交给周馥维护。周馥对李鸿章也是感恩戴德,终李的终身都在帮忙李。即便有更好的时机也不去,有时明知没有好下场,按自己其时职务原没有有必要承当的职责(如甲午战争),他也陪李陪究竟。李鸿章领导的北洋海防建造,周馥除了没有上军舰指挥外,举凡筹办策划,办理经费,修建军港、炮台,办理水兵校园,兴办陆军校园、机械局(兵工厂),树立水兵医院,创立铁路,创立电报局等,他都是或直接领导,或监督、策划。后来的北洋政府领导大都出自陆军、水兵这两个书院,因他曾任领导,学生都尊他为教师。1921年他逝世时,当过总统、执政的黎元洪、段祺瑞在致周馥的挽联中都称自己是周馥的学生。周馥最终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是清末蜚声一时的封疆大吏。

周馥的终身是十分清凉的,我曾写过一篇《曾祖周馥》,在《列传文学》连载宣布。谁都说自己老一辈清凉,往往死无对证,但我这儿有依据。周馥曾做过津海关道,这个官位很显要,比方朝鲜大院君的作业,便是他拿的主见,最终派了吴长庆把大院君拿下,逮到我国来了。当然,官位高纷歧定是肥缺,但津海关道这个职位很有油水,其时有个叫孙士达(字竹堂)的,只做了两年海关道,一会儿就阔了起来,退隐后成了上海滩有名的大有钱人。但周馥不是。他做了八年津海关道,后来又升官去做按察使。甲午战争完毕,李鸿章下台,李鸿章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就辞去职务不干了。从周馥《自叙年谱》看,那时他岁数也不小了,原想从此不或许再当官,就此退隐了。所以他分了一下家,六个儿子为六个房头,每个房头分了两万两银子,总共十二万两银子。周馥分居只需十二万两银子,在其时那是笑话。比方,最初李鸿章进京,路过天津,光直隶总督为了他到京城送礼打点就送了他一万两银子,李到北京后发现这还不可,又回头借了一万两银子。你能够想见这距离就有这么大。

周馥当官今后,有了钱就拿去给家园修大成殿,开医院,办校园,但凡姓周的都不花钱上学。他还做慈悲,他的许多田产都是为了慈悲事业。他的夫人吴氏将历年节省下来的钱购买田产一千余亩,以作周济乡里鳏寡孤独的本钱。老大众对他形象十分好。近期我子侄辈去了一趟东至县,当地大众至今还记忆犹新这些事。在他为训诫后代而写的《负暄闲语》(此书现在有孟繁之标点收拾本出书)里,他说过一个观念,当官的最滑头,经商的其次,最朴实是农人,可是农人受的教育少,又不了解外头的世界,干不成什么事,要紧的是把农人教育起来。所以他用了许多钱去兴办家园的教育。

到了周馥的儿子周学熙这一代,周家一会儿殷实起来了。

周景良:周学熙是个十分干练且有学识的人。有几件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光绪年间,周学熙参与顺天乡试,那便是在北京考举人的考试。其时准则,但凡三品以上大员及京官中级以上官员的子弟,都另编“官”字号,官字号考生禁绝取在前十八名,为怕大官子弟的优势阻挡了一般考生的出路。但这次仍有御史向皇帝参奏说考试有做弊,并重出包含周学熙在内六个人的姓名。皇帝命令彻查。其间三人从考卷中就已发现问题,就被革除了。另三人包含周学熙要到保和殿复试。效果一人效果列入三等、一人列入四等,都遭到处分。而周学熙效果一等,照旧容许会试,洗刷了嫌疑。周学熙大部分时刻是在袁世凯领导下干事,1901年他受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派遣兴办山东大书院,并任第一任校长(总监督)。不久,周馥任山东巡抚。他按例应该“逃避”,改到天津,仍在袁世凯领导下。其时正值八国联军庚子乱后,短少钱币,“物价欢腾,民生凋困”,袁世凯命周树立造币厂。周凑集被毁北洋机器局的损坏剩余和其他锈蚀机器,仅七十天就铸成当十铜元一百五十万枚,至今依然被称为奇观。在袁世凯领导下,他实施一系列其时所谓新政,兴办了银元局、工艺局、实习工场、劝业铁工场及图算书院、考工厂、高档工业书院、教育品制作所、广仁堂与女工厂、公园与种植园、官银号等一系列设备,为北洋实业展开奠定了根底。现在的河北工学院的前身,便是周学熙兴办的直隶高档工业书院,周学熙曾任第一任校长,前些年传闻河北工学院要为周学熙立铜像。随后袁世凯当总统,周学熙两任财务总长,不惮辛劳。后因坚决对立袁世凯做皇帝,被袁软禁在北海公园的濠濮间。只因袁和周馥交情深,才没有杀他。之后,周学熙专注运营民营企业,兴办了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滦州矿地公司、青岛天津唐山卫辉四处华新纺织厂、北京自来水公司等。他创立滦州煤矿公司和矿地公司以围住堵截被英国人骗去的开平煤矿的矿脉的故事,这儿就不能详细说了。

到了周学熙这一代,周家后代就殷实起来了。由于他办民族工业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分,帝国主义顾不到我国,有纺织厂的,一年就能翻本,出资一万,利钱就能有一万。所以周家富起来是从周学熙开端的。能够这么说,周馥把咱们宗族引入了上层社会,周学熙带咱们宗族各房不同程度地阔了起来。当然,不同房的贫富是有不同的。

像周馥相同,周学熙有了钱,也回家园开医院、办校园什么的。我祖父周学海也这样。周馥逝世后,他回家园送葬,带了个发电机回去,后来在至德县办了第一个电厂。我祖父死得早,光绪年间(1906年)就逝世了。现在点评我祖父周学海是晚清名医。他点校、修改过一套《周氏医学丛书》,厚厚的两大摞。卫生出书社出的《黄帝内经》如同便是用的他这个簿本。他自己也有作品。中医考究要有医案,我给你号完脉,你有什么病,我这儿写下来。我听二哥珏良说,他的医案在北京被什么人借走了,一向没还回来。我现在手边也没有。但网上还能够搜到他的作品电子版,都是通过校点收拾的现代出书物。

我的七叔祖周学渊字立之,号息庵,是位诗人。往常日子不拘行迹。他曾做过山东大学的总监督,那个时分还叫山东大书院。这个总监督周学熙也做过,比周学渊早。是周学熙兴办的山东大书院。我还有位九叔祖周学煇(字实之,号晦园),一向帮忙周学熙办实业,华新纱厂便是他在管。到“文革”前,启新洋灰公司的董事长如同便是周学煇——本来是我父亲,后来改他了。北京的自来水公司他也是董事长。自来水公司是不挣钱的,北京人随意打一口井都很好。再后来便是九叔祖的二儿子(周明龢)在管这个。

您的七叔祖周学渊有个女儿叫周铨庵,她如同是被您的族员看作奇女子的。

周景良:她在昆曲界很闻名,晚年的状况我不太了解。或许是抗战刚成功那会儿,有一年中秋节黄昏,我到北海漪澜堂,正美观到一条被人包下来的大渡船,一大堆人坐在里头,有拿着锣的,叫下来唱昆曲,里头有中心研讨院的陶孟和,也有周铨庵。我和她简直从没有交游。我见到她,是七叔祖凶事的时分,她往常也不到我父亲那儿去,和本家姑姑们也不大交游。她直到她父亲死了才回到家,一向住在舅舅家的。

您的九叔祖周学煇的女儿周仲铮也是被看作奇女子的。

周景良:她归于特别。周家考究忠孝传家,儒家思维的气味很浓。她是仅有的叛逆者。她家里禁绝女孩出去上校园,她逃出去,和她父亲商洽,要求上学。遭到邓颖超等人的支撑。其时是报纸上的新闻。逃到北京时还见到过李大钊。她后来上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再后来又去法国留学,得了博士学位。她嫁了一位对我国友爱的德国人。二次大战后,她现已五十多岁,面临何故为生的问题,她想学画画。见到美术学院的教授(是她熟识的人),教授不收她。过了几天,学院请她作陈述,讲我国的绘画和书法。教授也去听了。一听之下,教授自动承受她当学生,和青年人一同从素描学起,走上了绘画的路途,后来成了有名的画家。她开画展,德国总统配偶都到会观赏。1980年代,她回国探亲时,邓颖超还在中南海接见过他们配偶。其时的新闻报纸都报导过。她写过一本自传体的小说——《小舟》,有许多种言语的译著,《纽约时报》上也有人写谈论赞许过。族员对她这个“叛逆者”倒没有什么轻视,一向保持着交游。记住我十岁前后的时分,她还到咱们家里打过牌。

周仲铮、周铨庵都和您父亲周叔弢先生是同一代人。周家这一代人,出了许多人物。

周景良:我认为,这和周馥的思维很有联络。有书为证。前面说到他写了本《负暄闲语》,这是用来答复我父亲的发问的。我父亲说自己十五岁失怙,十九岁失恃,这都是虚岁,依照当下常规,都要减掉一岁。那时他有肺病,养了两年。这段时刻周馥到庐山,他也到庐山;周馥到芜湖,他也到芜湖。我父亲跟着周馥的时分,问了各种问题,怎样读书,怎样做人,还有些其他,像算卦、风水也问。他都依据圣贤典籍逐个作答。他的思维是传统的儒家,但很务实,“先器识然后文艺”,不是空谈的道学家。他那一代人,像大学士孙家鼐的直系后代,没有太专意于这些方面的——有一个是周学熙的女婿,也便是我的姑父,他们兄弟都留美学经济,回来办最挣钱的工业,比方面粉厂等。其他宗族,比方盛宣怀家的后代,就纸醉金迷了;李家的后代呢,李鸿章弟弟李鹤章的孙子李国松常常到我父亲这儿来,他的保藏是出了名的,这么多人傍边,也就他仍是一个文人,有书卷气。周家最特其他是,简直没有老练的、现代含义的本钱家,尽管周学熙办实业,但他首要起点是为了国家复兴工业,不是只顾着自个儿家里怎样样。真实本钱主义倾向的,周家没有,反而是搞学识、文明人的倾向强一些。

我父亲保藏古籍版别,我四叔周进(字季木)保藏金石碑拓。他保藏的汉、魏、晋刻石之富,无人能及,或许还超越清末的端方。其时我还有一个堂叔周明锦(周学铭第五子,字絅章,号恧庵),他一向在南边,二十多岁就死了。他和我父亲交游比较多,在金石上有同好,他俩都喜爱篆刻。我父亲尽管也运营实业,但自己是有一个文明圈子的。

我大伯父周达(谱名明达,字美泉,号旡否、今觉盦)是个脑筋很特其别人,他保藏邮票是出了台甫的,还研讨数学。他那时分能见到的数学书,包含日本人的书,都是很落后的,所以他脑筋虽聪明,可是信息有限,无法取得特别大的效果。他也有他的效果,他证明了某个世界级的平面几何难题,但这和干流数学现已联络不大了。江苏教育出书社出的《我国现代数学祖传》,一套五本,里边有他的传。而我国的数学学会树立的时分,他也是最早的董事之一,还捐了自己的一些书,树立了一个图书室,供咱们运用。现在对他的点评是“前驱人物”。他作诗是四十岁今后,但很快就得到了认可。郑孝胥对他的诗点评很高。他跟郑孝胥、陈石遗、陈曾寿这些人都唱和过,陈曾寿还给他的诗集作过序。王揖唐的《今传是楼诗话》说到过他。陈声聪的《兼于阁诗话》也有一条说起他,但没夸他,说他的诗作得有些呆板。钱锺书的《容安馆札记》里也有一条专门讲周达的诗。周达的第三子周炜良二战后久居美国,《胡适晚年说话录》里几回提及他,是世界级的大数学家,代数几何学的领军人物。陈省身多次写文章宣传他。陈省身是这样点评他的:“炜良是世界上首领的代数几何学家。他的作业有基赋性的,亦有发现性的,都极富创见。我国近代的数学家,如论发明作业,无人能出其右。”

说到钱锺书,顺便说一件事,他对周馥的诗却是称誉的——口头上的。我二哥周珏良算是钱锺书先生的学生,他清华念到二年级的时分抗战开端了,随校园跑到云南,在昆明他跟钱锺书住前后房间,常常谈天。1984年的时分,我父亲逝世,出了一些留念文集,二哥到钱锺书先生家里去,也送给他一份。送珏良出来的时分,钱先生说了句“玉山诗很好”——周馥的集子叫《玉山诗集》(周馥有《玉山诗集》四卷)。二哥其时没好意思往下问。钱锺书先生已然注意到周馥的诗集,他本不用说好,却又自动提起,阐明周馥的诗仍是有必定的水平的。

再回头说我父亲这一代人。傍边还有位周叔迦(周学熙第三子,谱名明夔,字志和,又字直甫,号叔迦),他是我父亲的堂弟,周学熙的儿子。他最初在同济大学学工程,结业后出来做买卖,赔得乌烟瘴气,后来研讨佛法,成为忠诚的释教徒,有名的梵学家。他一同在清华、北大等校园授课。当北京图书馆收拾八千卷敦煌卷子时,他在辨识佛经方面起了很大效果。解放后某年,北京琉璃厂古玩铺中呈现了一卷“敦煌卷子”。周叔迦一见就指出,这是把三种佛经凑集起来的,并且这些作品年代晚于所假充古物的年代。可见他对佛典的精熟。

记住您在一篇文章里说到,赵朴初说过,周叔迦之所以学佛,受弢翁影响很大。

周景良:这是我听我父亲说的。他们直系子弟倒没人提起过。1950年今后,我父亲是天津市副市长、人大常委。1974年的时分,遽然有个日本的释教代表团到我国来,中心叫我父亲去参与招待。他很古怪,由于我父亲向来不参与招待释教集体,尽管他自己信佛,填表“崇奉”那一栏也填释教。他就问赵朴初,干嘛把我找来,赵朴初答复:“叔迦信佛是受你影响,当然要找你来。”尽管像是说笑,但这事恐怕仍是发作过的。我后来查考过,我父亲终身两次去过青岛,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起,第2次是1922年左右去办华新纱厂,第2次去的时分,周叔迦正派商失利,在青岛住了一阵子,我没有详尽考证,可是在时刻、空间上,都是有或许是在那时发作的。当然,受我父亲影响不等于我父亲的梵学就高于他。

周叔迦的大哥周志辅(周学熙长子,谱名明泰,字志辅,又字开甫),现在给他的名号是京剧史家。他修改过一套“几礼居丛书”,都是有关京剧的文献。实际上他不止研讨京剧史,我国史他也研讨,《二十五史补编》里边收有他的两部作品——《后汉县邑省并表》和《三国志世系表》。宋朝的曾巩的年谱也是他做的。他后来到了香港,曾讲易经,有《易卦十二讲》和《易解偶记》两种作品,潘雨廷《读易概要》对这两种作品都点评甚高,说:“其唯周氏之邃于《易》,乃能浅显易懂以宣传易理,嘉惠士林,其功亦大矣。”他是很博学的,并不是一个只知看戏的花花公子。他们家老二周志俊是真实承继父亲周学熙的,把实业干了下去。除青岛外,在上海办了一系列工业。周志俊在公共卫生方面做了不少奉献,但详细我也说不清,有他的列传可作参阅 (周志俊的孙女周小鹃著有《周志俊小传》,兰州大学出书社1987年版,可参)

您曾说过,弢翁对子女的家教是很严峻的。

周景良:我父亲的家教在宗族里是受赞许的。比方说周启晋,他是周绍良的儿子,周绍良待他十分严峻。周绍良的父亲周叔迦待周绍良也很严峻,听说有时分乃至严得不近情理。咱们家很随意,规则是有的,只需不过那个槛就行,其他很自在。作业是自己选的,婚姻尽管单个我父亲不满意,也不阻挠,听之任之,尊重子女的自在。他一向是身教胜过言传。有一时期他见我有个哥哥喜爱在外面闲逛,就让家丁到楼上书房找了一部《资治通鉴》送曩昔,这是我见到的最活跃的批判了。没有打骂,可是咱们都服他,并且还挺怕他的。比方他最厌烦吸烟。家里请亲属打牌,要准备大烟,咱们家是没有大烟的,要暂时借来准备着。不光大烟,卷烟我父亲都厌烦,可是不得不给客人准备着。我记住其时天津华新纱厂的副经理,无锡人王晋卿常来说话,时刻很长,他烟抽得凶猛,等人走了,我父亲要全开了窗户让风吹良久。所以我的兄弟姐妹没一个敢抽烟的。我三哥周艮良,后来作业了,在外搞工程,抽上烟了。记不清是“文革”期间仍是今后了,三哥已是六十岁上下的人,他去看父亲,我父亲跟他说:“老三,我这儿有好烟,你抽么?”便是这样,他也不敢拿过来当面抽。从小习惯成天然。他哪怕抽烟是揭露的,也不敢当着父亲的面抽。我父亲便是这样以身作则的。当然,这和几个大的哥哥带头带得好也有很大联络。

周家关于子女教育的规范很高。您的七叔祖周学渊就请唐兰当过家庭教师。弢翁对待教育也十分注意,他是专门给一良、珏良先生开了家塾的。

周景良:这有两个前史阶段。在一良、珏良小的时分,大约是1920年左右吧,其时大宗族仍是不太信赖新式书院的,所以仍是设旧式家塾来教育子女。家塾分两类:一类是村里的教书先生,支一个摊子,教孩子们念《三字经》之类,这是为了识字记账;另一类,便是大宗族里的家塾,这个要求就深了。弢翁的要求比一般的还要深。我从珏良的字帖里边,找出过一张贴在里边的、当年父亲给一良定下的全年的课程表(即一良《毕竟是墨客》中提及的“一良日课”),他那会儿才多大啊,或许十四五岁,就现已不是读四书五经了,而是要读“八经”,还要请好的教师来教。全体来说,我父亲不是一个保存的人。说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我是不太赞同的,他根柢不是这样。他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个别与用,该怎样说?还有弗洛伊德全集,他也摆在书架上。但他又崇尚我国的品德和文明,这对他是活生生的。和他比较,宗族里有些老一辈却是像宋儒那样,有点死板、保存。我父亲是紧紧守着我国的品德和文明的。之所以守着,不是怕人夺走,而是真心肠崇尚和喜爱。他期望子女也能这样,所以他的孩子哪怕上了新式书院,还要请家庭教师晚上来讲古文。念外国的新东西没联络,但我国传统文明的根柢不能太薄。便是这个意思。

到我小的时分,已通过了读家塾的年代了,可是由于我三天两头患病,身体欠好,不能去上学,所以就请了教师来。这位教师姓陈,名曾言,字询先,是闻名诗人、清朝遗老陈曾寿的七弟。后来陈脱离天津去上海了。由于再找不到适宜的教师,才没有继续下去。我父亲三十八岁的时分我出世的,比及我记事,他大约四十多岁了,白日出去上班,晚上六点多回来,就在自己的书屋里看书。现在天津图书馆要在国家图书馆出书社出我父亲校勘过的书,第一批共有四十多种。这是他什么时分干的?一看便是那个时分。咱们其时都没注意到,他就躲在那间屋里“精心研考”,“不辍丹铅,手校群书”。我曾看到他摆在桌上随意翻的那些书。比方说苏东坡的诗,《施注苏诗》。他最早不是翻译过康德吗?郑昕出了《康德学述》,他也买了一本。这些东西,杂七杂八他看了不少。他英文讲得比我流利。他到解放停止都是穿长袍、布鞋,没有穿过皮鞋,服装都是我国式服装。所以我总觉得他和鲁迅、胡适不是一个年代的人,其实他比他们还小两岁呢。

由于父亲以身作则的原因,咱们兄弟姐妹都很规则。我其他的叔叔,都觉得咱们这一家子都很好。他并没有故意去培育,子女们爱学什么学什么。小学、中学的时分,考试效果单是要给他看的,不给他看不可,这是规则。考得好欠好,他倒不太责怪。有一次,我考试效果欠好,父亲看了看效果单,昂首笑笑,说下次考好一点。宽松是很宽松,但这样其实是有力气的,对咱们都有影响。关于这一点,有一次珏良讲了许多,便是留念周叔弢一百周年,在国家图书馆展开览会的时分。我父亲的教育方法,便是给你买书,活跃地鼓舞你看书。杲良便是这样,在国外的时分写信给父亲说看不到古书,效果他哗啦哗啦寄了许多曩昔。我在苏联时也是,我让他寄两本小说,像《三国演义》什么的给我。效果他不光寄了《三国演义》,连《玉溪生诗》《仇注杜诗》都寄来了。再比方说《智永千字文》,日本印的当然很贵,也欠好买,罗振玉后来翻印的簿本,咱们都有,便是父亲买的。他给我买的书,有一些是我需求的,有一些是他期望我看的。比方说小欧阳的字,欧阳通的字,《道因法师碑》《泉男生墓志》,他都让你看。我偶尔说我喜爱《论语》,他就买了一摞光绪年间刻的《论语经正录》,说这书把一切的注解都会集到了一同,读来便利。他便是这样给你读书提供条件。

那个时分,工业界、商业界的人不大到家里来,首要是文人圈子的朋友。我父亲比较近的几个朋友来谈天,大哥一良、二哥珏良都会坐在周围听,能够听到许多东西。他们听到方地山讲了许多风趣的东西,惋惜许多没记住。

您的文章里说到大哥周一良先生和二哥周珏良先生是最多的,这两个兄长对您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吧?

周景良:大哥一良是世界闻名的史学咱们。一良对我的影响,我的文章里全写了,也就没什么可多说的。总归,他是我的典范。珏良我是写也写不出。他比一良难写。一良作为长兄,是个典范,我那时分不知道他出了怎样的效果,也不明白,就知道他念书好,我自己也应该好好念。珏良是从其他方面影响我,这个影响,比一良还要深。他不像一良。一良除了念书,不太和人说话,咱们说要去游水,他也跟着一块去,但他没有太多时刻闲扯,有空就念书。咱们兄弟姐妹多,房间也多,不是咱们昂首垂头都老能碰上,爸爸妈妈的起居室去不去,是自己决议的,珏良常常坐在那儿。从小他就很呵护我。现在我也不记住找他要过什么东西了,必定不少,由于我第一次喝醉,便是他给我的酒。是法国的薄荷酒,绿色彩的,葫芦形的瓶子,我父亲摆在一个有点高的橱的台子上。必定是我跟他要的,他拿出来倒了一杯,又拿了个碗,兑了凉开水给我喝,我喝了个酣醉。不到三岁,我就阅历了人生第一次醉酒。有些东西他一快乐也就给我了。我十岁左右开端搜集银元。有一回,他文章作得好,教师奖给他一块留念币,一面是徐世昌穿戴大礼服,另一面有一个房子,很考究的,他给了我。后来,到我自己也略微翻翻书的时分,他也常和我谈论这些书。所以我对书的常识、文史常识是从父亲那里来的,现代的、西方的常识,首要从珏良那里来的。其实也不单是西方的,还有许多其他常识。比方我学写篆书,当然是从《说文解字》下手,我不敢比一良,他是从头写到尾,一万多字,下了死时刻,我只能说翻翻。珏良一看,说这个簿本欠好,字欠美观,仍是藤花榭的簿本好,我那儿有一个,送给你。他给我的那个簿本,字确实就比较美观。父亲买了许多英文书,文学、前史的都有,有一本Thomas Carlyle(托马斯·卡莱尔)写的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英豪与英豪崇拜》),他也买过,珏良有一篇文章还说到我父亲买这本书的作业,用来阐明我父亲选书视野的广大。记住其时我看这本书时,被珏良看见了,他说,“你还看这个书啊?”我其时还在看 The Decline of the West,第一次大战今后,欧洲有些人认为西方现已衰败了,这本书就盛行开了。那时正派的是莎士比亚、弥尔顿、雪莱、拜伦之类,珏良都跟我聊过。他还常说清华大学有谁,西洋文学系有谁,哲学系有谁,所以,后来我全神贯注考清华大学,进了哲学系,学数理逻辑,这都是受他的影响。并且还不仅仅学了这个专业,上上课就完了,我简直终身都在这个范畴研讨了下去。

您谈书法,如同受他影响很大。您的《丁亥观书杂记》中那篇《劳笃文先生和他的书法艺术》,一最初就说到周珏良先生。

周景良:《丁亥观书杂记》里边,我用很大篇幅讲《智永千字文》,其实许多是受他的辅导。珏良一向到最终都在练字。他1940-1941年左右从云南回来,闲了两三年,每天练字。我站在周围看,他就跟我讲,隶书应该怎样写,笔应该怎样下。我都是跟他学来的。《智永千字文》是怎样回事,笔是怎样铺开的,他当场扮演给我看,这一套东西他说得最清楚,所以我能说得很详细。实际上,我父亲,还有他的好朋友劳笃文先生,包含我的四叔周季木,他们这个圈子的一致是:你要学“二王”,《智永千字文》便是正宗的“二王”笔法。可是书法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技能,刚刚我说的满是技能;另一个,是全体的艺术形象。这个形象是怎样到达的?拿郑板桥来说,他的字必定是堆出来的,拿什么笔都相同。“二王”的凶猛之处在于,能控制住笔,使笔毫千变万化,才干为所欲为造出十分好的字来。绝大大都人写毛笔字是描出来的,便是拿笔顺着样儿描。这种字往往没精力,笔没用对。哪怕有名的古人,也有这样的。这些东西,都是从珏良那儿听来的。珏良和我共处便是这样,各种作业,点点滴滴,如同也没什么特别可说的,但影响却很大。小时分问他要这要那;我十四五岁时,他从云南回来,给我讲书法,讲外文书、古书的状况;解放后又见不着面了,咱们都忙;“四人帮”的时分倒能见着了,我常常晚上骑车到他家谈天去,到十一二点回来。其时老伴住北大,我住马甸我国地质研讨所,只需礼拜六才回家,往常就我一个人,珏良逝世之前十多年,每星期我都去他家谈天。可是我不敢去找一良谈天,一去他正干着活呢,还要陪我说话,我觉得很不应该。珏良有心思聊,也有许多可聊的,聊古玩,聊书法,聊对一些书的观点。比方杨度的弟弟杨钧有本小册子 (《草堂之灵》,岳麓书社,1985年),咱们俩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懂书法的。咱们两人心是相通的,一谈便合,便能了解、领会。就那本书而言,杨钧是能说出问题的。不是一说书法就云山雾罩地讲什么神韵那种,像乾隆评王羲之,引证南朝梁武帝的话,说什么“龙跳天门,虎卧凤阁”,这几个字他题得还能够,但谈论艺术形象这么说,那就太虚了。一向到珏良逝世,我和他都是这样谈天。有时分礼拜天我迟到一点,他就打电话过来,问我今天有没有空。所以他文章很少,一良就批判他这一点,大约是在《钻石婚杂忆》里边说的吧,粗心是说不可尽力。他不是兢兢业业一篇又一篇地写文章的那种人,他整个日子是文人式的,写字不能给他提职称,也不能算课题,但他每天花许多时刻写字。他写文章总是瓜熟蒂落的,人家对他的文章也很欣赏。说他懒,他也懒,他从不给自己定使命,说必定非要怎样样。我老跟他说,你照着《唐诗三百首》的姿态,写一写英诗。他答是容许了,老不写。最终《英语学习》杂志约他每期写一篇,他才写了几篇,就逝世了,否则这个系列会很好。他的几个同学傍边,王佐良那时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主任,跟他最熟,也供认,珏良对诗是灵敏的,有诗人的感觉,我国的诗、英国的诗他都通晓,这样的人很可贵。所以珏良写出来的东西必定是精品,他是文思冒出来了才写,有点天然流露的意味。

您有九个兄弟姊妹。除了大哥、二哥以外,您和其别人的联络怎么?

周景良:我是最小的儿子。常常一块玩的,当然是三个最小的。大哥、二哥念书都好,让弟弟妹妹们觉得,书当然得念好。我看到哥哥们念书好,就信任自己必定能念好。现在我孙子学习,现已没有咱们那时的气氛了。

我三哥艮良完满是另一个状况。他读中学的时分,完满是一个工程师的感觉。但其实小时分一良、珏良在书房里读书,他也跟着一块读,学了许多东西,往常不显露出来,但你说什么,他都知道。他能短跑,铅笔盒特别规整也特别高档,橡皮要用德国的施德楼(staedtle),铅笔削得尖尖的,一切都弄得很规整。一良、珏良出门,要么穿西服,要么穿大褂,艮良则穿夹克。现在穿夹克很遍及,但在其时是很特别的服装,很少有人穿。那时正式场合穿西服,便服的话,中式衣服就够了。艮良休闲的时分穿夹克这种西式便服,就显得很特别。他中学结业后,考上了唐山交大,那时这所校园如同是最难考的,比清华、北大还难考。念了一年,抗战迸发,珏良到了云南,继续读西南联大去了,艮良一开端没有到后方去,他读了美国的一个函授校园,学修建,这个校园定时寄一份东西过来,他把作业完结,再寄回去。后来他到西南去修滇缅公路,再后来就一向搞修建,最终是在天津修建设计院当副院长。

您的五哥杲良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神经学系的教授,出国之后,联络是不是就少了?

周景良:他出国之后联络基本就断了。后来零散还有联络,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要入美国籍,还和我父亲通讯,但五十年代如同没什么联络。他是燕京大学心理系的学生,和物理学家黄昆的状况相同,1941年的时分,还差半年就结业了,赶上太平洋战争迸发,由于燕京大学是美国校园,日美联络一恶化,日本人就进驻校园了。所以他后来到成都去读完最终半年,就算燕京结业了。结业之后,又在一些生理学、心理学有关的单位待过。咱们同班的唐子健,他老跟我提起我五哥,他的父亲老教授唐钺曾是我五哥的先生。抗战一成功,五哥就到美国去了,在哈佛读书。一良那时也在哈佛,读梵语,杲良到美国去,他曾帮着联络。斯坦福神经学系这个专业是杲良树立的,现在每年还有一个以他姓名命名的研讨会。

您其他兄弟姊妹的状况呢?

周景良:大姐周珣良是家里第一个女孩,她什么都不在乎,喜爱玩,没有“哥哥念书好,我也要跟着念”的意思。但她是很有才调的,不至于像许多爱玩的人那样考不及格,她的学习效果都还不错。最可笑的是,她要考大学了,家里怕她考不取,就托人找了门道,只需她去考燕京大学,就必定能选取。她考试前一天晚上还在看小说,巴金的《家》,看到天快亮了才睡,效果起晚了,错过了考试时刻。她便是这样的不在乎。后来她读了辅仁大学教育系。在那儿她有个要好的朋友,是张学良手下最首要的师长王以哲的女儿王育罄,经王育罄介绍,她认识了我姐夫宁致远,两个人就这样成婚了。我姐夫是东北一个地主家庭出身,在南开中学和我二哥珏良同班,那时分北京内城有五个差人分局,他表面上是内五区别局长,其实是地下党。我父亲不知道姐夫是地下党,就知道他上过国民党的中心军校,觉得他上过中心军校,却跑到北京来当奸细差人分局局长,没出息透了,所以很不拥护这桩婚事,但最终仍是拗不过大姐。我不知道姐夫后来有没有告知我父亲他是地下党,但这事大姐告知过我。

一般人知道您的二姐周与良,是由于她的老公穆旦,但她自己也是南开大学的教授。

周景良:由于咱们是三个母亲。二姐母亲生了九哥没多少天就逝世了。许氏夫人生了许多孩子。许氏夫人过世后,我母亲来续的弦。在我母亲进门之前,家里有一个守寡的姑姑,办理全家的业务。她特别喜爱我二姐。后来我姑姑要到南边去,和二伯、五叔他们一块过,就把二姐带走了。所以她姓名叫与良。我对她的状况知道得不多。她到二十岁快要上大学的时分才回来的。她大学是在辅仁念的,生物系,抗战成功后考入燕京大学读研讨生,1947年赴美留学,1952年自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短期作业,1953年回国后一向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南开的微生物专业便是她创立的。二姐夫穆旦,与珏良是南开和清华的同学,联络一向很好。二姐夫逝世后,珏良曾写过一篇《穆旦的诗和译诗》,认为留念。

二姐前头是六哥以良。他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是个玩家,大学的时分爱去舞会,中学那会儿就有一堆朋友,练练单双杠,去戏园子听听戏,看看电影。别人可真是聪明。咱们十个兄弟姐妹里头,真实有世界影响力的,他是其间之一。他读书通过了许多的弯曲。那时分日本人还占领着北京,他只能上辅仁大学,读生物系,后来就到后方去了。然后又去参与青年军——国民党召唤青年参与戎行抗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可是参与青年军这件事解放后成了他的一个前史问题,由于这个“反抗”。这事在“文革”的时分还闹了一出。他是青年军,可他没参与国民党。其时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实在太滥了,随意谁都拉进国民党。比方说你单位里一个科,科里的头儿一发话,科里的一切人都要参与。这种状况是常有的。但他不是这样。为什么呢?由于他们那一堆人里有杨森——便是国民党在四川的军阀,后来做了国民党的“体育委员会”的头儿——的儿子和他们在一同。因而这些人没有到云南的战场上去,便是在电影院门口保持一下次序。要光是参与青年军,如无其他作业,则仅仅一般政治前史问题,政治运动是不会追查的。但说没有参与,反倒成了问题,因不合常理,是否有隐秘?因而在“文革”时,重复要他交待这一问题。他于抗战后考入清华大学,1949年他在清华大学提前结业,结业之后就分配到东北去了。到了东北,就授命去调查兴安岭。从1949年开端,他一向任东北林学院教授,后来曾做过林业大学的副校长。他的效果十分大。植物学家发现一个新物种就算是效果,他终身总共发现了七十多种。但在我国他当不上院士,相互架空,被摁住了不让出面。在外头,世界上的荣誉倒一大堆。所以杲良从国外回来,说老六在国外很有名,你们知不知道啊?效果咱们没一个人知道。

这些仅仅声誉的问题,他的实际作业并没有耽搁,除了“文革”。“文革”时东北闹得最凶猛,他上山下乡,到乡村去了,还在乡村盖了房子,计划扎根在那里,“文革”完毕后才回去。他这个人也很有才思。有一次我和珏良谈天,他说老六字写得很好。尽管以良不像珏良相同对书法作品那么了解,但他没下什么时刻练字,就能写得很好。咱们四个最小的,小时分放暑假老坐在一块写字,写柳公权《玄秘塔》,那会儿还不要求写“二王”,把字写规整就好,要先把根底打好。他用笔的时分,能一会儿领会其间的微妙。这要是领会不到的话,就会写得歪歪斜斜。你去看曾国藩写的对子,便是这样,他学欧阳询,不学柳公权,欧歪了便是柳。柳字为什么这样,是有原因的。我六哥笔往下一摁,就能领会。历代许多名人,便是悟不到这个笔法,根底永久不可。而六哥能在很短的时刻内把这个悟出来,足见他是个聪明人。

我的八姐、九哥,都老厚道实的,效果也都特别好,都没有什么特其他状况。八姐是一位十分忠厚、厚道的人,天津工商学院史地系结业,侯仁之先生的学生,终身大部分时刻都是做中学教师,教中学英语,是一位很受学生喜爱和敬爱的英语教师。九哥后来做了北京修建设计院的副院长。亚运会的时分他是总设计师,到奥运会的时分,他现已退下来了。

您的几个堂兄弟,和您家交游多吗?

周景良:绍良多一点,他是常常和珏良交游的。其他就不大清楚了。包含周煦良,碰头都很少。天津的周家人为什么常能碰头呢?由于叔祖们还在。叔叔伯伯们对礼节已不那样严峻了,但老三位拜年拜节有必要去,这时分就见上面了。在上海就不可了,没有那样强力的中心。

我的堂兄周伯鼎(周震良,乳名果孙,字伯鼎)却是常交游,他后来到了山东,也常常写信来。他是我大伯父周达的儿子,大约比我父亲小不了多少,有一个时期,他们兄弟姐妹从上海住到天津,跟我父亲更是天天碰头。他这个人脾气很正直,口气很大,自视很高,他对书法的研讨,自认为是科学分析,他是工科教授,可是痴迷于书法。我见到他的时分很晚了,我现在说的他的作业,有许多是听我父亲和珏良转述的,现在我这儿还有一沓他的信还没有收拾,他晚年常常给我父亲还有珏良写信,谈他对书法的领会。他下的功夫极深,尤其是研讨毛笔。敦煌写经的字,特别是六朝写经的字,字体是很特别的,据他研讨,这和笔有关,用特制的笔,很简单写出那个姿态来。我没见过这种笔的什物,后来在西北出土的笔,正好便是那个姿态——底是宽的,更大一点,即,若说一般笔毫是个圆锥形,这种笔则比一般毛笔在锥高相同条件下,锥底要大得多——被他揣摩出来了。画家画画要定做笔,书法家写字也是要定做笔的,周伯鼎就自己定做笔。曩昔在琉璃厂有个李福寿的笔庄能够定做笔,其时琉璃厂也有其他制笔庄,但后来都没有了。

(本次访谈蒙孟繁之先生大力襄助,在此谨致谢忱)